从“一声吼”到“胡搅蛮缠”
发布时间:2016-03-21  作者:苏文
   今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开幕式结束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部长通道”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说“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在网络上发帖怒斥号贩子),推动了‘老大难’(号贩子)问题的解决”。
    医患关系中存在的诸多“老大难”问题。号贩子问题只是其中之一,也只是“癣疾之患”,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真正的“老大难”是那些“暗疾”,比如说,医生收受或明示暗示索要病人家属“红包”。如果说,号贩子是利用国家医疗资源稀缺,内外勾结从病人身上渔利,谋取不义之财,医生索要或收受病人红包,就本质上而言,与号贩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或许是号贩子自身没有挂号资源,属于空手套白狼。医生索要或收红包则是利用于自身拥有的一部分医疗技术资源。古人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也就是一个姑娘“一声吼”,可以推动“号贩子”这类老大难问题的解决,而红包问题的解决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迟迟等不到认真加以解决。
    据2015年12月30日《法制文萃报》报道:2013年2月15日,北京市民张京宁的80多岁母亲因血压高,住进了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友谊医院)。100天后,老人离世。在张京宁看来,84岁的母亲在这次住院前,并没有致命的恶心疾病,但在百天之后,他和家人却不得不面对母亲离世的悲痛现实。时至今日,1000天后,她的家人仍然无法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让他们始终无法理解的是,从身体不适住院,到突发病情恶化,到抢救无效,家属们花费了巨额及其高额自负医疗费用,不仅仅是不能有效地延长母亲的生命,那么多的医疗疑问竟然连个合理的去世情况说明都无法从院方得到。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母亲办理住院期间,心内科主任李某先向病人家属索要了价值数万元的加油卡、邮册、熊猫金币等。当病人家属在老人去世后,向医院反映相关情况,希望院方领导能够查清事实真相,返还这些“红包”不但没有得到院方积极正面的回复,反而以各种理由,千方百计为李医生索要“红包”进行敷衍搪塞。
    在母亲含冤离世的日子里,病人家属就医疗事故问题和医生索要红包问题多次走访医院领导和各级主管部门,并向中央和地方媒体投诉。两年来,包括央广新闻、人民网、法制时报、北京晚报、民主与法制网等10多家媒体对这一事情进行报道和评论。2015年8月25日,北京市卫计委给病人家属发出《转送告知单》:“你的来信已于2015年8月18日收悉。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中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的原则和《北京市信访条例》的规定,我委已将您的来信转送到北京市卫计委监察处。特此告知。”2015年9月16日,北京市卫计委给家属发来《告知书》:“您举报中关于北京友谊医院李某医生索要病人红包的问题,根据有关规定,我委监察处已转交医院管理局纪委进行核查。对于您与友谊医院的医疗纠纷,建议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纠纷调解处理或民事诉讼等方式予以解决。您如就此事再次提出信访请求,我单位将不再予以答复。”时至今日,病人家属可谓喊冤千日,竟然连一个医生索要红包的监察结果都没有看到,更不用说退还红包的公正处理。其实此事西城区检察院在收到张先生举报后,结案报告已明确指出,李某收受财物是事实,其在公安局供述无法反驳其收受财物的事实。难道举报一家医院医生问题,结果就是层层转移到这家医院吗?那么解决号贩子的“一声吼”是怎么发出的?医院平时听不到病人的“吼声”吗?从“一声吼”到“胡搅蛮缠,”人们对改善医患关系的热切期望始终在民间发力。上级主管部门不能总是在路上却不落地,是否也应当“于无声处听惊雷”,哪怕老百姓再小的声音也能够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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